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该文全文刊登于《茶博览》2023年第6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阶段性成果。作者授权在人大茶哲所新媒体全文推送，以飨读者。

 

陶德臣

 

砖茶是流淌在“万里茶道”上的主要茶类，是中国对俄贸易的主要货物。然而，这一重要产业成为俄商长期投资的项目，并为俄商严密操控。正是凭借投资造成的产业优势，俄商控制了近代中国砖茶产业。俄商对砖茶业的投资是近代中国茶业经济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课题，学术界虽有研究涉及相关内容，却没有专文发表，这与俄商砖茶厂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为推进此专题研究走向深入，拟从俄商投资近代中国砖茶业的开展阶段作出研讨。

俄商砖茶厂生产能力的增加是一个历史过程。但 “茶叶是俄国对华投资最初的原因。俄国茶商在华设立了茶厂，购置了地产。以经营茶叶为主的俄人，开始侨居于华北某几个都市，如天津、张家口等处，由此将茶叶输到恰克图”（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89页）。这里讲的茶厂就是砖茶厂。

 

一、起步鄂南

俄商设立砖茶厂始于1863年的鄂南茶产区，羊楼洞是其设厂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放了更多通商口岸，便利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茶叶的掠夺。1861年，距羊楼洞砖茶区不远的汉口开埠通商，大大刺激了俄商就近掠夺中国砖茶的野心。于是，恰克图的俄商立即南下汉口，抛开晋商，自开砖茶厂制销砖茶。“嗣汉口辟为商埠后，俄商始在湘、鄂两省内地产茶之区，设立茶厂，以便制造砖茶”（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3页）。俄商设立内地砖茶厂的时间是1863年，地点为羊楼洞、崇阳、羊楼司。1876年的《海关关册》说：“砖茶几乎是专门供俄国销场而制造的。直到最近几年才由俄国人监督在以汉口为出路的崇阳、羊楼洞及羊楼司等产茶区制造砖茶。”（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9页）工厂设于1863年，可从下列资料得知：“前几年在边境市场上山西行庄大约有一百个，可是自从1863年俄国人自己在汉口开办企业以后，山西行庄的数目就缩减为六十或七十个。他还说，在1864年俄国人学会了怎样制造砖茶，在1865年有半数以上的茶经由天津发往恰克图的砖茶，是俄国人自己在湖北内地加工制造的”（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0页）。其实，1863年俄国 “开办企业”的地点是“湖北内地”，而不是汉口。

 

二、移师汉口

俄商在内地开设的砖茶厂大体有3个。1876年的《海关关册》提到，俄国人监督设立的砖茶工厂在崇阳、羊楼洞、羊楼司，这说明至少有3个砖茶厂。又说“在过去两年间，有三家采用蒸汽机的砖茶制造厂已经迁至汉口租界或其附近”（Commercial  Reports，1876年，Part  I，第64页。引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8页）。这说明俄商砖茶厂开始迁至汉口时间是1874年的事。俄商“泊乎光绪元年（西历1875年）并在九江、福州增设茶厂，翌年（西历1876年）乃将湘、鄂内地茶厂取消，而改建于汉口租界之内”（《光绪五年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津海关贸易报告》，第268页。引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3页）。1875年，汉口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称：“我说的三个烟囱，两个是俄国商人经营的砖茶制造工厂，他们已用蒸汽机器代替了本地人多年来使用的那种笨重的压机”（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1876年，《海关关册》则说：“本年度中汉口租界里建立了一家新的砖茶制造厂，还有第3家正在租界境外建造，这两家都是俄国商人的”（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页）。1877年，《海关关册》说：“直到去年以前，工厂设于内地，茶末在那里收购，厂中雇的工人就住在厂的附近，厂房是普通中国式的房屋。”（《海关关册》，1877年分（下篇，第 14页），汉口。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页）可见，俄商砖茶厂最后从产区撤退的时间为1876年，1875年另一家砖茶厂已着手迁汉口。但《海关关册》的记载又是矛盾的。如1878年分的《海关关册》说：“1878年，内地只有两家工厂——一在崇阳，一在羊楼洞——仍进行制造砖茶。毫无疑问，为了汉口是商业中心，为了与汉口有关的所有各国人士的一般利益，砖茶业不久便会全部转到汉口来的”（《海关关册》，1877年分（下篇，第 14页），汉口。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1879年，《海关关册》又说：“运销蒙古的砖茶的质量，最近十五年中制造方面很有一些变化。用木制压机将茶末压成茶砖的中国旧法，现在已几乎全被设在产茶区的工厂的蒸汽压机所代替了”。“这几家砖茶工厂是1869年以前几个俄国商人在汉口附近的产茶区建立的”。“自1876年以来，这些工厂都逐渐从内地撤退到汉口外国租界内建厂进行制造了”（《海关关册》，1879年分（下篇，第269页），汉口。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页）。综合各种资料可知，早期设于内地的俄商砖茶厂为：顺丰砖茶厂（1863年）、新泰砖茶厂（1866年）、阜昌砖茶厂（1874年）（资料分别来源于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236、第237、第237页。之所以资料均写设立地点为汉口，是将产区与汉口混为一谈）。在没有更多新史料出现前，内地砖茶厂迁汉口的时间定于1876年比较合适。

19世纪80年代，俄商汉口砖茶厂完全垄断了出口砖茶的制造，手压机也才完全被蒸汽机所代替。早期设在产区的俄商砖茶厂虽用外国人监督生产，但技术仍是旧式的。1865年，《关册》说：“他们从中国人手中收购茶叶、茶末等，然后他们自己进行制造砖茶，其制成的产品与本地中国人所制的品质相同，而成本较低”（《海关关册》，1865年分（下篇，第40页），汉口。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1869年，《海关关册》说：“上一季大约有14个俄国商人，照管他们在距此（汉口——引者）百余里内的产茶区所开设的几个砖茶制造厂。他们的情况充分证明了在内地居住会取得很大的好处。他们制造的砖茶，不仅远比中国茶商所制的品质优良，而且他们焙制包装的茶叶，在汉口市场上销售也很好，并直接运往伦敦”（《海关关册》，1869年分（下篇，第21页），汉口。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到1871年，《海关关册》仍说：“俄国砖茶制造厂的成功，比1869年的成绩还要好”（《海关关册》，1871年分（下篇，第55页），汉口。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但到此时为止，仍未讲俄商到底采用了何种压机。1875年，情况起了变化，《英国领事商务报告》提到：“他们已用蒸汽机器代替了本地人多年来使用的那种粗笨的压机。其中一厂所使用的机器是齐勒巴诺夫（Cherepanoff）自己设计的，非常地成功；另一厂的机器更精良，是在英国设计运来的”（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到1876年，《海关关册》又说：“但是最近两年内，有三个使用蒸汽机的制造厂已经迁移到汉口租界或其附近”（《海关关册》，1876年分（上篇，第6 4页），总论。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46页）。1877年，《海关关册》再说：“现在汉口有四家砖茶制造厂，其中两家使用蒸汽机”（《海关关册》，1877年分（下篇，第15页），汉口。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47页）。1878年分，“有一家工厂已输入了一台水力压”，“汉口现有六家砖茶工厂，其中三家用蒸汽机”（《海关关册》，1878年分（下篇，第42—44页），汉口。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48—49页）。1879年分，《海关关册》说：“用木制压机将茶末压成茶砖的中国旧法，现在已几乎全被设在产茶区的工厂的蒸汽压机所代替了”（《海关关册》，1879年分（下篇，第 269页），汉口。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51页）。1881年的《海关关册》终于说：“现在手压机已完全被蒸汽机所代替，最近又有一架专制小型砖茶的水力压机已装置起来了”（《海关关册》，1881年分（下篇，第8页），汉口。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至此，手式制茶砖完全被机械化制茶砖所代替。1888年9月1日，《北华捷报》报道说：“‘砖茶’全部皆用蒸汽机制造”。至1893年，“俄国租界有两家砖茶制造厂，另两家在英国租界，这是本埠最重要的工业机构了。三家创建于1892年以前，第四家创建于1893年8月”（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20世纪初，俄商砖茶厂有6个。“制茶业仍由俄国商人经营。他们所办的砖茶厂十分兴旺”（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嗣后的材料也说：“汉口的四家大砖茶工厂的营业都非常兴旺”，“这几家工厂都装备着现代化的机器，雇佣中国工人数千人”（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

 

三、开拓赣闽

俄商在汉口设立砖茶厂后，又向九江、福州拓展业务。1875年，《海关关册》说，九江砖茶出口比上年增加，“增多的原因由于在俄国商人管理下的一家砖茶厂在是年春天建立并开工了”（《海关关册》，1875年分（下篇，第 112页）九江。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这是九江新泰砖茶厂（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237页）。顺丰砖茶厂也在九江设立了砖茶厂，《中日商埠志》载：“莫尔尼考夫（D.M.Melnikoff）是九江的顺丰砖茶厂(Litvinoff  &  Co)的经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厂，建立至今已三十年之久”（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1882年，“本埠已建立了第二个制造砖茶的俄国工厂”（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这个工厂应该是九江顺丰砖茶厂（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95页）。总计，九江俄商砖茶厂最多时“工厂有三所，其产额年年在增加”（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53页）。

福州是俄商投资茶厂的另一地点。1872年，俄商福州砖茶厂建立。1873年，在建宁建立了第二家俄商砖茶厂。1874年，在西芹建立了第三厂，1875年，“俄商又在离建宁不远的南雅口增设了一个新厂；而另一家俄商也参加了这个行业”（《海关关册》，1875年分（下篇，第189—199页）福州。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58页）。该年，所有福州地区的俄商砖茶厂为：西芹2个厂，南雅口1个厂，建宁府2个厂，福州南台2个厂，共计7个俄国砖茶厂。由于当地人民的反抗，俄商砖茶厂作了调整，福州、太平各建1个砖茶厂，建宁2个砖茶厂分别迁往南雅口、三门。这样，1876年的俄商茶厂共有9个，即西芹2厂，南雅口2厂，太平1厂，三门1厂，福州南台3厂（《海关关册》，1876年分（下篇，第 78页），福州。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58—59页）。1881年，阜昌洋行西芹砖茶厂失火被焚（《北华捷报》1881年10月4日，卷27，第343、第351页。引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年7版，第 59—61）。福州俄商砖茶厂数量虽多，但规模小，技术低，设备差，直到1886年才“有一家俄国公司使用蒸汽机械加工制造砖茶了，现在又有一家正在准备使用蒸汽机械，以便把砖茶做得小一些，美观些”，且俄国商人“把他们在这里（福州——引者）开设的企业，主要当做他们在汉口开设的企业的附属机构”（Commercial  Reports，1886年，福州，第7—8页。引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2年版，1319页）。

砖茶生产的繁荣突出表现为俄商砖茶生产的繁荣。砖茶生产与贸易原本为晋商所控制，“这种贸易全部由中国人掌握”（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90页），但俄商投资砖茶工业后，不但“茶叶贸易，总起来说，主要是掌握在俄商手中”，而且，“制茶业仍由俄国人经营。他们办的砖茶厂十分兴旺”（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北京：科研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页）。“在砖茶工业这个既关乎茶农利益 （农业）、又关乎贸易增长（商业）的中间地域，张之洞却始终未能有效地打破俄商的称霸地位”（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俄国人的砖茶工业独占鳌头，无可企及”（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页）确是实情。

近代中国砖茶业的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俄商砖茶业的繁荣。在俄商砖茶厂的压迫下，中国茶商的砖茶生产虽也取得一定成绩，但到19世纪90年代已趋不振。“至九十年代时中国市场完全受其控制”（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上海：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