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授，研究方向为茶业经济和文化史。该文全文刊登于《农业考古》2023年第2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阶段性成果。作者授权在人大茶哲所新媒体全文推送，以飨读者。

 

陶德臣

 

摘  要：作为“海上茶路起航地”的宁波，与中国其他茶埠相比，在茶传播世界的过程中地位特殊，作用重要。这一传播过程开始早、历时长、影响大。这种传播最早始于唐宋时期，传播地点主要是东亚。至近代，宁波茶向外传播开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传播地点拓展到南亚的印度、欧洲的格鲁吉亚。宁波茶向外传播的内容主要包括三大方面：茶叶输出与贸易、茶籽与茶苗出口、茶工和茶技术输出。不同的时期宁波茶向外传播的这三部分内容相互结合，由此奠定了宁波在茶传播世界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宁波；茶；传播；世界；地位

 

习近平指出：“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①]在中国茶传播世界的过程中，浙江宁波因其特突地位发挥了悠久而深远的作用，因而被誉为“海上茶路起航地”[②]。那么，如何理解宁波在中国茶传播世界中的特突地位呢？至少可以从茶叶输出与贸易、茶籽与茶苗出口、茶工和茶技术输出三大方面来加以认识。这三个方面是宁波茶叶向世界传播的主要内容，是体现宁波茶叶传播的核心构成因素。

 

一、茶叶输出与贸易

虽然中国饮茶、生产茶叶历史悠久，起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西汉时期[③]，但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传播的确切史料证据，还是出现于唐代。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④]这里说到茶叶传向北方的情景。相同记载见之于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陆羽传》中的“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⑤]茶传入青藏高原的吐蕃则见之于李肇《唐国史补》卷下里面的记载，云：“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邕湖者。”[⑥]在这里，赞普一下子拿出了6种名茶，说明产自中原的茶已经传至吐蕃。茶向东方朝鲜、日本的传播也已开始。当年，一批批遣唐使、学问僧、商人来到唐朝访问、学习、研讨、经商，他们热心地把饮茶习惯、茶叶实物、饮茶技艺与大唐文化一起传入国内，对本国国内茶文化的开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而茶叶向东传播的路线是经过海上茶路，传播地点是包括宁波在内的港口。这是与陆上茶叶传播路线及地点的最大区别[⑦]。唐五代时期，中国著名外贸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宁波）、交州等地，茶叶经海上茶路向外传播，传播目的地主要是朝鲜半岛、日本。当时，不少新罗商人来到唐朝进行贸易，从登州（山东营口）、莱州（山东掖县）、楚州（江苏淮安）、扬州，都可见到他们的足迹，贸易方式是用土特产交换唐朝的丝绸、瓷器、茶叶、书籍。明州（宁波）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当时，民间贸易也比较频繁。宋朝船只也常常抵达高丽各港口，双方贸易物资中，“我国茶叶为主要输出品之一。”[⑧]

为了加强对包括茶叶外销在内的对外贸易开展的管理，宋代及以后各朝代均设置了相关的外贸管理机构。宋代开宝四年（971），首置广州市舶司，以后又设市舶司于杭州、明州（宁波）。熙宁九年（1076），罢杭州、明州（宁波）市舶，“诸舶皆隶广州一司。”[⑨]元明时期，宁波仍旧是重要茶叶输出地点，当时国外茶叶市场还是以东亚、南洋为主。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在泉州、庆元（宁波）、上海、澉浦（浙江海盐）设立市舶司，至元二十一年（1284），又在杭州、泉州设置市舶转运司，至元二十二年（1285），将福建市舶司并入盐运司，改作都转运司，领福建漳泉盐货市舶。以后又在广东、温州设市舶司。至元三十年（1293），有泉州、上海、澉浦（浙江海盐）、温州、广东、杭州、庆元（宁波）7处市舶司，旋即“仍以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杭州舶司并入税务”，只剩下五大市舶司。大德元年（1297），罢行泉府司，第二年将澉浦（浙江海盐）、上海市舶司并入庆元（宁波）市舶提举司，直接归属中书省。是年，又设置制用院，大德七年（1303），以禁商下海罢之。至大元年（1308），复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第二年，置行泉府院，以市舶提举司隶属行省。至大四年（1311），又罢之。延祐元年（1314），复立市舶提举司，延祐七年（1320），又并提举司，罢之。至治二年（1322），复立泉州、庆元（宁波）、广东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⑩]。明朝，市舶初设太仓黄渡，洪武三年（1370）罢，复设宁波、泉州、广州市舶司。三大市舶司各有不同的管理和贸易区域，“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11]当时，琉球称茶叶为“扎”。1684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取消海禁，翌年又指定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为外人来华通商口岸，并分别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对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加以管理。1757年，关闭其他3个海关，全部海外贸易移至广州黄埔[12]。

中国茶顺利获得海上茶路传播世界的地域到中西贸易开通前，范围还很有限，仅局限于东亚、南洋一带的少数地区。虽然有些论者也经常讲这时中国茶大量输往国外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基本都是语焉不详，缺乏明确而具体、有力的事实依据。如说：元灭南宋以后，“宋朝遗民以及一些忍受不了异族压迫的爱国人士和劳动人民纷纷渡海到南洋各国谋生，茶叶也就随移民在南洋市场上大量出现了。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又出师海外，侵略南洋一带。中国对南洋的自由移民逐渐增加，茶叶输入这一地区也日益增多，其中绝大部分是福建茶叶。”嗣后“随着郑和下西洋，中国与南洋之间的贸易发达了，茶叶输出也更多了。”[13]这些论述，包括茶顺利获得宁波大量向东亚传播的说法，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即有夸大之嫌，且没有强有力的史实支撑。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宁波在茶传播、输出、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中国茶顺利获得海上茶路向世界传播的物质基础是中国饮茶之风的兴盛和茶叶生产与贸易的不断开展，应该说这一物质基础早在唐代已经完全奠定。陆羽《茶经·六之饮》载：“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14]《茶经·八之出》还详细记载了全国茶区42州1郡的情况，说明唐代茶产已经兴盛。茶大量向海外传播有了基础，但不等于说有了茶的物质基础，就一定存在茶大量外销的史实。不得不遗撼地说，中西贸易召开前，茶大量输往国外这种说法尚缺少明确的史料支撑，所以可信度不是很大。

鸦片战争前，中西贸易已开通较长时间，茶叶贸易的地域更加开拓，茶叶贸易情况不但有明确史料支撑，而且茶叶贸易数量也越来越大，宁波在茶叶贸易中的地位得到公认[15]。如：1701年，卡奇普尔在宁波订购的所有货物，其中购买茶叶用银8000两，生丝39000两，丝织品163800两，瓷器17000两，漆器、图画等2000两，扇4000两，铜8100两，白铜2850两，硼砂750两，共计245500两[16]。茶叶货值排在生丝、瓷器、丝织品、铜之后，位列第5位，占总货值的3.26%。如按时价25两/担计，所购茶叶约合320担。这个与宁波以前出口高丽、日本的茶叶数量比，已经比较大。1702年，英国在宁波舟山岛设立贸易站，专门收购茶叶。随着英国市场对茶叶的需求增加，英国东印度公司命令船只载满茶叶，而舟山就是一个理想的购茶地点。因为，在舟山买茶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价格比别处便宜很多，其中松萝茶便宜三分之二，圆茶便宜六分之一，武夷茶便宜七分之一[17]。1703年，卡奇普尔率英船2艘赴舟山（即定海）进行贸易。从“所以我们本年度没有购入布匹、茶叶或瓷器等，这些货物他们曾经坚持要卖，——我们希望阁下赞许”[18]可知，宁波是茶叶外销基地和英国购买茶叶的重要地点。这时，“茶叶开始受到重视，但只是开始而已。”因为“卡奇普尔主任在舟山时曾经埋怨过强行用茶叶来代替他们所需要的丝，但在此之前的1701年贸易季度，伦敦公司董事部给开往广州的250吨的‘诺森伯兰号’（Northumberland）的训令里，已提出‘各种品质的茶叶在人们中间已取得声誉’。他们给下季开往广州的‘舰队号’的训令里，只命令茶叶的数量应跟‘上一次各船带回的数量相同’。”[19]1717年，“茶叶已开始代替丝成为贸易中的主要货品。”[20]宁波仍是重要的茶叶输出地点，这一格局甚至在1757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为外贸唯一港口后仍然没有完全结束，只不过，这种茶叶输出贸易为清政府所禁止。从清廷上谕看，浙江茶叶海运数量仍然很多：“嗣后著福建、安徽及经由粤人之浙江三省巡抚，严饬所著，广为出示晓谕，所有贩茶赴粤之商人，俱仍照旧例，令由内河过岭行走，永禁出洋贩运。”但禁是禁不住的，因为“自嘉庆十八年，渐由海道贩运，近（指嘉庆二十二年——引者）则日益增多。”[21]

正因为宁波在上千年茶叶输出中的重要地步，遂引起英国的高度重视。英国迫切希望占据宁波附近的舟山作为茶叶出口基地。这种迫切心愿体现在1793年来华英国外团马戛尔尼的对华要求中。1792年9月8日，英国政府《给马戛尔尼勋爵的训令》指出：“假如皇帝倾向于准许设立一个商站，应该以极大注意力，去确定它的位置，即它会使我们的航运更为安全便利，易于销售我们输入的商品；要靠近出产优良茶叶的产地，这是位于北纬27度至30度之间。”[22]结合英国“要求开放宁波、舟山和天津贸易”，“要求让与舟山岛[或舟山附近一岛]为商站”[23]可知，英国人理想中的茶叶贸易基地当为宁波无疑。因为宁波位于北纬28度51分至30度33分，既是优良港口，又是海上茶路的起航地，不但生产丰富的茶叶，而且与中国著名绿茶产区都很近，因而成为英国最理想的茶叶贸易地点。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鸦片战争后的中英《南京条约》特将宁波作为首批五个通商商埠之一，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现象，其中就包含着英国渴望掠夺茶叶、进行经济侵略的深刻考量在内。虽然与广州、上海、汉口三大近代中国茶埠相比较，宁波的地位相对逊色[24]，但它也拥有发达的制茶业、丰富的茶叶出口。1871-1872年，据海关贸易报告记载，“在宁波从事焙茶拣茶的男女工人人数，估计约有9450人，每家茶行平均雇工355人。男工主要来自邻省安徽，并且多少是好乱成性的。女工来自绍兴附近各县。”[25]这样看来，宁波的茶栈至少有26家以上。宁波茶除附近所产外，还包括浙东、苏南、皖南转远过来的茶。这些地区的茶均经宁波为中转集散地。如：茶“经过山区到宁波后，仍然留在中国人手里，外国人只能在它运到上海后并经行帮的准许才能得到。”[26]“杭州未开埠之前，徽州茶、平水茶多聚于此。”[27]近代宁波输出的茶总量不算太多，但相比较而言，却是千余年来茶叶输出过程中最多的时期。大体看来，宁波茶出口大部分年份为10余万担，有些年份也仅数万担[28]。

表1：1890-1939年宁波茶叶输出一览表（单位：担）[29]

年份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912	1913
数量	153533	161644	163517	184773	162473	190473	178004	75399	114969	93133
年份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数量	116055	127568	119319	89961	81715	103032	85554	99642	109985	115335
年份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8	1939
数量	112620	133513	128775	104596	128293	122734	114317	106359	78440	47317

 

二、茶籽与茶苗出口

茶叶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茶籽茶苗出口。只有输出茶籽茶苗，才有可能开展当地茶业，给予种质资源来源。史料证明，唐代茶叶种植已传朝鲜、日本。对茶传日本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有最澄、空海两位僧人。他们在相距不远的时间内分别把中国的茶籽、茶叶、饮茶风俗带回了本国。日本天台宗开山大师最澄和尚（传法大师）与弟子义真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乘遣唐使船到达明州（宁波），赴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讲学，翌年回国。由于最澄酷爱饮茶，回国时不仅带回大量佛教经典，还带去了大量茶籽，种植在该国的贺滋县，并建立了日本最古的茶园——日吉茶园[30]。最澄被看成是日本植茶技术的第一位开拓者。空海和尚（弘法大师）也于804年随遣唐使藤原葛麻吕来到长安，在青龙寺向惠果学习密宗教义，平域天皇大同元年（806）回国。回国时带去饼茶和茶籽，茶籽分种各地，同时带回的还有中国制茶和饮茶技艺。这两位僧人不愧为日本植茶有功之人。

宋代，日本僧人荣西二次来华学习禅教和饮茶生活。南宋孝宗干道四年（1168），荣西第一次来宋，淳熙十四年（1187）第二次来宋，1191年回国，并创立临济宗。荣西二次来华主要在包括明州（宁波）在内的浙东活动，登陆和离开地点均在明州。在中国，他学会了茶的品制技艺，并带回日本。不但如此，荣西回国时还带回了明州（宁波）大量茶籽。他把带回的茶籽种在背振山（佐贺县），茶树长得根深叶茂。1207年，荣西将结出的茶籽赠给拇屋（京都市右京区）的明惠。拇屋成为今天日本茶园的茶树来源，又顺利获得宇治茶传向日本各地的茶园[31]。经过荣西宣传，极大地有助于了日本植茶和饮茶的开展。到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茶便开展成为日本大众性的饮料，街道上也开出了茶馆，产地也能供给茶叶了。“茶叶的产地也扩大到了现在的东京四周围。”[32]

宁波茶籽茶苗大规模向外传播时期主要集中在清朝晚期的近代，传播受惠地点主要是有印度、格鲁吉亚两地。

1842-1845年、1848-1851、18513-1856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三次考察中国茶乡，从宁波、武夷山、皖南徽州等地，收集了大量茶籽、茶苗，运往印度，成为印度茶业开展不可缺少的种质资源，对于印度茶业的崛起发挥了巨大有助于作用。1848年，福琼第二次考察中国茶区时，他不打自招地供出了此行的目的：“我受光荣的东印度公司之托前往中国，目的在于运送中国最上等的茶种种树苗。”[33]显然，宁波的茶种茶苗也属于“中国最上等的”，否则福琼不会以宁波为据点，在当地大量收集茶种和茶苗了。据他记载，他在宁波金塘见到了“在第一列山的低矮山坡上，零星散布一些茶田。”[34]他说：“岛上广泛栽种绿茶茶树，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希望采集到一些茶树种子。因为这个原因，我把两个仆人都带在身边，一路上查看各个茶园。”“我从山坡上的茶园采集到很多茶树种子。……每天我们都这样工作，直到我们把几乎所有的茶园都拜访了一遍。采集到一大批茶树种子。”[35]他收集来的茶树被完好地送到香港，并安排船只，把它们转运至印度。“到达印度的时候，它们的情况都非常好。”[36]福琼还在宁波其他地区大量采集茶籽茶苗。他说：这一年“在10月份和11月份，我又从徽州和浙江省各地采集了大量茶树种子及幼苗。”“这些茶树，不只是来自舟山金塘岛以及宁波地区，还有来自著名茶区松萝和武夷山的。”[37]1850年夏天，这些茶树安全抵达加尔各答，情况良好。“为了接收我从宁波附近茶区采获来的中一批树苗，我也离开了上海，前往宁波。”[38]“在采集了大量茶树和树苗后，我于12月底离开了宁波，前往上海。”[39]由此可见，福琼在宁波采集茶籽茶苗时间长、次数多、收获大，宁波是他在中国采集茶籽茶苗的主要地点之一。在这里采集的茶籽茶苗被福琼及时运至印度，与中国福建武夷山、安徽徽州茶籽茶苗一道助力印度茶的开展。

1893年，中国茶叶专家刘峻周赴格鲁吉亚种茶，又是一次宁波茶籽茶苗大规模的出境之行。格鲁吉亚茶业开展离不开中国，这是公认的事实。这里知道种茶的时间较迟。“格鲁吉亚在19世纪中期才知道种茶。第一批茶树是1847年从中国购运来的，分别种在苏呼米植物园和奥竹尔盖特等两处土质优良的苗圃。但是格鲁吉亚的茶叶生产，却是19世纪80年代的事。”1884年，在彼得堡召开了一次国际植物园艺会议，泽得利采夫教授在会上作了关于茶叶栽培的学术报告。出席会议的索洛夫左夫听到这个学术报告以后，感到很大的兴趣，他从汉口购来茶树种籽，就在查克瓦——巴统附近——开辟了一个小茶园，从事茶树的栽培。齐霍米洛夫、克拉斯洛夫两位教授和农学家克林盖尔三人率领的印度、锡兰、中国、日本等地的考察团，大大促进了格鲁吉亚植茶事业的开展。他们研究了茶叶作物后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在高加索可以大规模地栽培茶树。这项计划，由俄国茶商波波夫和皇室领地管理局付诸实现。波波夫在俄国贩卖茶叶。他每年从中国宁波各茶庄购买茶叶，他认为那里的茶叶品质最好。他决心要在自己的庄园里栽培茶树。于是在1888年到中国访问了宁波的一个厂。他同著名的茶业专家刘峻周以及另外几个中国人商妥，到波波夫在高加索的庄园去工作。刘峻周同意了波波夫的条件，“就买了几百普特茶树种籽和几万株珍贵的，带着十名中国人到高加索工作了三年。”1893年11月，这些中国人到达了巴统，在近郊开始工作，三年之内，他们种植了80公顷茶树。1896年，合同期满，中国种茶技师就回国去了。这一年，波波夫派刘峻周回中国招聘新技师，并采购茶叶、茶树种籽和其他种籽、植物。1897年5月，刘峻周和其他12名中国人，全部携带家眷来到巴统。到1900年，在刘峻周的领导下，格鲁吉亚茶树开展到150公顷[40] 。关于刘峻周所带茶籽茶树数量，另有一种说法。1893年“这一年，刘峻周作为一个种茶老手和十二名中国茶叶工人一起，应俄国茶商波波夫的邀请到了巴统，他们带着几千斤和成千株的茶树，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种茶事业。”在中国茶叶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努力，格鲁吉亚植茶事业开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世纪50年代“格鲁吉亚的种茶场已经拥有六万三千公顷，比革命前增加了七十多倍。”[41]但，无论如何，刘峻周赴格鲁吉亚时带去了大量宁波茶籽茶苗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些茶籽茶苗对格鲁吉亚茶业开展给予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三、茶工和茶树技术输出

茶工及茶技术是种植茶叶重要支撑。离开了这两者，任何茶业的开展均不可能。虽然唐宋以降，日本从宁波没有输入茶工，但输入茶叶种植、制造技术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因为，单纯输入茶籽茶苗，但如果缺少茶叶种制技术，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宁波茶籽茶苗传入日本的同时，实际上包含着茶叶种制技术的输入。

正因为茶叶种制技术如此重要，所以，受英国印度公司之托，来中国考察茶业的福琼对此十分重视。1842-1845年，福琼第一次考察中国时，在宁波天童寺一带，与其他3个外国人参观了茶叶的制作过程[42]。这实际上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技术窃密行动。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茶叶大规模传播世界，茶工茶技术出国的情况日益增多。宁波茶也不例外。最突出的例子还是1893年刘峻周带领茶工赴格鲁吉亚种茶。刘峻周，1870年出生于广东广州军人家庭，他虽然不是宁波人，但在军队中仅服务了一年，就与合伙人在宁波开了一个茶厂。1893年11月，应俄国茶商波波夫之邀，带领10名中国人到格鲁吉亚种茶。刘峻周具有丰富的制茶经验，颇为波波夫所信任。因为，宁波一带具有发达的手工制茶厂，拥有数量众多的种茶制茶技术工人，波波夫又长期在宁波茶庄购买茶叶，认为宁波的茶叶品质最好，当然也包括制造工艺精、水平高等内容，他对宁波市场上茶厂的制茶状况应该很熟悉。波波夫迫切要招聘的人才是种茶制茶专家，以刘峻周为代表的10多个技术人员就是宁波种茶制茶技术的体现，他们全心全意到格鲁吉亚种茶，就是一次茶工、茶技术的出国、输出活动。他们赴格鲁吉亚指导种茶是该地茶业开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刘峻周和他们的伙伴也不负众望，在三年合同期内，就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且完全按照中国形式，建设了一座小型制茶厂。1896年，合同期满，中国种茶技师们回国去了，波波夫又派刘峻周回中国招招聘新技师，共招到12人，1897年5月来到格鲁吉亚。1900年，刘峻周按照锡兰的式样建成了一座制茶工厂，生产茶叶。1901年，刘峻周以专家的资格被聘为卡柯夫皇室领地制茶厂厂长。1909年，高加索总督沃伦佐夫——达什阔夫视察了卡柯夫的茶园，并专门召见了刘峻周。1910年，由于持续工作以及对于开展格鲁吉亚种茶事业功勋卓著，刘峻周荣获一枚三等“斯达尼斯拉夫”勋章。1912年，在彼得堡举办了“俄罗斯热带植物展览会”，刘峻周因为对于开展俄罗斯植茶业有功，取得了大会的奖状。这时，刘峻周自己也建立了一座小庄园，目的是教导当地居民从事茶树栽培和种植柑橘类作物。他开辟了一个小型苗圃，培育出来的幼苗有2万余株，一年后就开始出售。他不辞辛苦在25公顷的土地上开辟了果园、茶园，以自己的商标制茶出卖。这种茶叶畅销各地。1918年春，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巴统。刘峻周率领工人拿起武器武装保卫茶厂，坚持两昼夜，茶厂全部财产得以保全。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非常重视植茶事业，刘峻周更加勤奋地为苏联人民工作。刘峻周作为格鲁吉亚的植茶事业的创始人之一，1924年11月13日取得了一枚“劳动红旗勋章”。当年，他回到祖国，1941年去世[43]。由此可见，刘峻周及其技师为格鲁吉亚茶业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两次得到勋章表彰就是很好的证明。刘峻周及其中国技师的卓越功绩，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至今为当地人所记念，成为友谊的佳话。

综上所述，在千余年时间内，宁波在茶传播世界的过程中，利用自身的优势，发挥过重要作用，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不愧为“海上茶路起航地”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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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习近平致信祝贺首个“国际茶日”》，《人民日报》2020年5月22日，第1版。

[②] 林士民：《海上茶路启航地之研究——以唐宋时期明州港为考察对角》，竺济法编：《“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究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7页。

[③] 陶德臣：《战国至南北朝时期茶叶经济的开展》，《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④] 陈彬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⑤]（宋）欧阳修：《新唐书》第196卷《隐逸传·陆羽》，《二十五史》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589页。

[⑥] 陈彬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⑦] 陶德臣：《“一带一路”：中国茶走向世界的主渠道》，《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

[⑧] 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475页。

[⑨]（元）脱脱：《宋史》第167卷《职官志·提举舶司》、第186卷《食货志·互市舶法》，《二十五史》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510页、第588页。

[⑩]（明）宋濂：《元史》第94卷《食货志·市舶》，《二十五史》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80-281页。

[11]（清）张廷玉：《明史》第81卷《食货志·市舶》，《二十五史》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81页。

[12] 吕景琳，郭松义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四卷，济南：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26页。

[13] 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476。

[14] 陈彬藩主编：《中国茶文化经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15] 陶德臣：《论近代宁波茶埠的兴衰》，《农业考古》2014年第2期。

[16]（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17] 陈椽：《中国茶叶外销史》，台北：台湾碧山岩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18]（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19]（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24页。

[20]（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56页。

[21]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页。

[22]（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554页。

[23]（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一、二卷，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554页。

[24] 陶德臣，杨志玲：《近代中国茶埠群论析》，《安徽史学》2016年第6期。

[25]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81页。

[26]（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06页。

[27] 赵烈：《中国茶业问题》，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第179页。

[28] 陶德臣：《论近代宁波茶埠的兴衰》，《农业考古》2014年第2期。

[29] 资料来源：（日）织田一《中国商务志》，上海：广智书局1906年版，第67页；唐有壬，张肖德，蔡致通等编纂《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上海：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1931年版，第32页；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四编第九章《茶》，上海：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版，第239-245页；（清）杞庐主人《时务通考·商务》（1897年版）有关《光绪二十一年华洋贸易总册》宁波内容；蔡维屏《茶叶》，重庆：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1943年版，第115-117页；《海关关册》载1893-1895年茶叶出口数量分别为188770担、183600担、160300担，与表格中数据不同。

[30]（日）森木司郎著，孙加瑞译：《茶史漫录》，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31]（日）布目潮沨：《荣西禅师和茶的两次传来》，《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

[32]（日）小泊等：《日本茶树的历史》，《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

[33]（美）萨拉·罗斯：《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北京：社会科研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

[34]（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1页。

[35]（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1-272页。

[36]（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6页。

[37]（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2页。

[38]（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3页。

[39]（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9页。

[40]（苏）III.B梅格列利泽，JI .喀兰达利维利：《中国种茶专家在格鲁吉亚》，《新观察》1957年第22期。

[41] 蓝坪：《万水千山寻故人》，《新观察》1957年第22期。

[42]（英）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9页。

[43]（苏）III.B梅格列利泽，JI.喀兰达利维利：《中国种茶专家在格鲁吉亚》，《新观察》1957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