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人文社科部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茶道哲学。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第328202220项阶段性成果，在第四届全国茶道哲学高峰论坛参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全文刊登于《农业考古》2024年第5期，经作者授权，在人大茶哲所新媒体推送，感谢作者的信任和支持！

 

耿晓辉

 

摘要：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兴起，并在茶道哲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味觉体验的加强到心觉感知的觉醒，中晚明文人士大夫不但在饮茶生活上追求变革，更是在思想领域尝试着创新，以心觉感知茶道便是其一大特色。在心觉感知的加持下，茶之味觉体验更加精细且更为抽象，进而带动味觉思想不断深化，促使味觉与心学思想逐渐走向统一，并在“茶禅一味”的基础上为阳明心学在明代中后期的传播、演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关键词：味觉体验；心觉感知；茶道哲学；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

 

心学思想，其源头虽然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孔孟之道，但令其声名大作的重要人物无疑非明代中后期的大儒王守仁莫属。自阳明先生龙场悟道、“讲学开别派，为大师”、[[1]]190广收门徒伊始，阳明心学便逐渐在学界、民间乃至官场流行开来，继而成为有明一代思想文化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核心成果。一时间，无论贩夫走卒、达官贵人，都深受阳明心学影响，以致此后的政权更迭、礼法议定、社会风貌等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不容小觑的变化。特别是万历以来，大明历经内忧外患、国力日趋捉襟见肘，社会变革风起云涌，各个阶层、群体的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也在乱中求变，伴随着阳明心学的深入人心，日益开放而多元。

可以说，阳明先生开宗立派之后，从政治到生活，从权力中心到日常琐屑，社会上的形形色色无不展现出了阳明心学在有助于思考问题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方面的强大影响力。即便深具隐逸气质的茶道哲学亦未尝例外，很早便显现出了相应的微妙变化。据初步统计，王阳明学说兴起的嘉、万年间，同时也是中国茶书的撰著最为兴盛的时代。[[2]]198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并非偶然，而是心学影响力强力作用下的结果。其具体表现为，社会各阶层的味觉体验逐渐被心觉意识包裹，呈现出抽象、深邃的特质。因而，明代中后期哲学思考的主要进展，也都清晰刻印在了茶道哲学的义理辩证当中，顺利获得深入探析茶道哲学的幽微奥义，亦能为更好理解明代中后期的思想世界打开一扇崭新窗口，并为明代心学再做一份新式注解。

 

一、味觉肇启心觉

明代中后期，制茶工艺进步明显，茶的品类开始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据史料记载，自明太祖朱元璋因爱惜民力在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正式废除宋元之供奉龙凤饼茶惯例、倡导饮用散茶之后，民间饮散茶之风便盛行开来，随即茶的冲泡之法更取代煎煮之法，时人谓之，“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支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3]]卷一·供御茶条饮茶习惯的变化也促使茶叶生产领域发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变革，在绿茶的生产工艺上，明人不仅改进了蒸青技术，还发明出炒青技术，花茶的生产也开始由个别走向普及。[[4]]465明中期以后，乌龙茶已在武夷山地区出现并流行，后又传播至闽南、潮汕及台湾等地。红茶几乎在同一时期产生于福建崇安，由最初的小种红茶，逐渐演变为工夫红茶，直至遍传江南、影响各地。

随着茶叶品类的齐全和产量的提高，全社会饮茶之风盛行，士大夫群体更是茶饮频繁，朝夕不能离开须臾。清人伍绍棠跋明文震亨《长物志》曰：“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5]]423明代中后期文人陈继儒亦曾在其茶诗《赠醉茶居士》中直言隐居生活之趣乃在每日事茶，其“山中日日试新泉”“竹炉风软落花烟”[[6]]54诸句，字字不离茶，已然明示读者茶就是其日常生活的标配。万历年间士人高濂更是性嗜茶，他的有限生涯也几乎全被读书品茗所占据，每一次的“就案学书”，几乎都伴随着“啜茗味淡，一炉初爇”，[[7]]595即便读书稍歇，但茗饮却未尝一忘。这些材料表明，文人士大夫饮茶在明代中后期已相当普及，而且他们饮茶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乃在于其饮茶的过程，通常伴随着读书、思考的进行。当凭几闲坐，瀹茶品茗，他们不但经历了一番味觉的奇妙旅程，同时也开启了一场思想革新的实验。他们的思考始于味觉，但却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阳明心学的启发下，由品茶而问学再到评人，也即“要须人品与茶相得”，非“有烟霞泉石磊落胸次者”，[[8]]197则不能与之谈茶，更遑论人心、人性。

显然，在明朝中后期的士人心中，茶的地位相当之高，其形象就犹如一位品行高洁、隐逸遁世的世外高人，一般人要想与之打交道则必须具备与之匹配相当的道德品行，而茶道高远之境界亦非常人所能企及，必须经历相当历练、全心全意上下求索，方能领略其中滋味与精神。这一对茶的认识，与王阳明所云“天地万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尝，斯有味也；天地万物之变化非变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变化也：然则天地万物也，非吾心则弗灵矣”[[9]]1352的心学思想甚为契合。这说明，明代中后期，在阳明心学的统摄之下，心作为人身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感觉器官，已成为社会共识，这种用心去感知万物的心觉感知方式，也随着阳明心学的传播，慢慢渗透到明代士人有关茶的著述、论辩当中。因而，生活在中晚明的文人才会尤其强调茶具有常人难及的品性与灵性，在天地万物中已属出类拔萃，人类是无法用一般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口等去明辨其中是非的，要想与茶成为知己、达到茶的境界，则必须如阳明先生一样用心去感知茶的博大精深，方能有所成就。

人心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感觉器官，不仅是人类思考的源头所在，同时也是人类思考的终极形态之外在表现，阳明后学对此也颇有心得，其论如下：

 

夫人心惟觉则生。……是以舍人心之觉则无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蕴而仁、义、礼、智藏焉，始非有物焉以分贮于中也，则觉为之宰也。感之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形焉，亦非有物焉以分布于外也，则觉为之运也。[[10]]611

 

上述言论还表明，心觉感知能力虽然人人具备，但却不是人人都能运用得法，在人心与外物的交互感应当中，时刻存在着迷失自我的风险。阳明也曾提醒众人道：“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9]24这即是在告诫世人，人一旦堕于物之表面现象，反而会为物所役而不得自在。即便至圣、聪敏如王阳明者，仍需借助龙场悟道，经历世间磨难，方能淬火有成，普通人则更需要一种机缘巧合，抑或一种能清神益思的神品佐助，才能在心觉渐起中凝心聚力、增长见识，而不是怅然若失、徒劳无功。

为了充分发掘心觉感知助力思考的潜力，规避其可能滥用所带来的风险，中晚明士人还有一套特殊的做法和心得。明末士人张大复的教子之法就颇有特色，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当“茶且熟矣”之际，便“令儿子快读李秃翁《焚书》，惟其极醒极健者。”[[11]]卷一这种以茶为媒、教子在饮茶后读心学名著《焚书》以明辨内心、增进学识的法门，便可看成是一次以茶之味觉而肇启人之心觉并加以控制得法的尝试和创举。松江人莫是龙于此也颇有心得，他认为寒夜读书足可称为人生中的最大乐事，但伏案久坐，难免会困倦疲乏，此时若佐之以瓯茗，便会顿觉神气益佳，甚至还会生发出一种“倦魔都尽，往往裴回达曙，勉就枕席”[[12]]卷之八·笔尘·杂言条的痛快淋漓之感。这寥寥数语虽略显夸张，却真实反映了明中后期文人对茶的一般认知，强调了寒夜读书须以茶助力的重要性。

以上例证还能说明，中晚明士人基本都比较认同饮茶对启迪人之心觉实是大有裨益的观点。从读书品茗的实践中，明人发现茶的首要功效在于能破除人心中的倦魔，令人神清气爽。当此之时，读书更要全神贯注、用心体悟，切不可粗心大意。读书要把握好时机，要快读、精读，而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字表面，一定要透过文字，理解其中蕴含的无限理趣和人生大道。莫是龙还说道：“读书时，不求解悟、证理、观心而徒留意章句，便成俗学。从此悟入有得，则一字胜人万卷，一日胜人三冬者，吾党不可不知也。”又云：“读书须于得趣时不可放过，倘精神恍惚，宁且舍去。若对书史中古人言语行事，便如与之对语，方为有益。曾经一番精究，自然终身不忘，岂同愚僧诵经、痴人说梦耶。”[12]卷之八·笔尘·论读书法条这些肺腑之言无不再次印证了，明人在以茶佐读、助思、益学方面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们都或多或少吸收了阳明心学思想的养分，在重视心觉感知的同时，亦不忘恰当地运用心觉去理性思考。如此一来，品茶须用心、读书须会心，心心交互之下，则串联起了中晚明士人的既平平无奇又与众不同的茶、书生涯。

在阅茶数量的增多和品茗经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明朝中后期的士大夫对于茶的味觉开始变得愈发刁钻和敏感，更加在茶的品质、茶器的选择上精益求精，味觉的挑剔，也促使心觉不断突破以往局限，向着更为内在的心觉本源或心之本体发起问难。因而，饮茶便自然而然成为一种心的修行，在修行中，心觉得以自由发挥，思想得以进步，人之品性、品行、修养等则得以不断精进，终至超凡脱尘之境。对此，高濂亦心有所得，他不无动情地为世人描述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饮茶情境，将冬雪、清茶、名画等一众神品幽物巧妙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好勾起人的无限遐想，开发出人的最大潜能。他深信以雪烹茶，茶味则会尤为清冽，而幽人饮之，不仅足可破寒，亦能助其赏画、更好领略古人的笔趣，从而加深对画与景、物与我的理解，明白“实景画图，俱属造化机局，即我把图，是人玩景，对景观我，谓非我在景中？千古尘缘，孰为真假，当就图画中了悟”[7]207的不二真理。诚哉斯言，茶作为心觉之媒介，不但关乎人之书画技艺的修炼，更是人生境界提升的重要阶梯，明代中后期士大夫于此都是心知肚明，所以他们才会在与茶作伴的短暂人生历程中，特别注重去不断培养自己的心觉、破除束缚，无形中也将心学开展成了一代之思想典范。

 

二、心觉明辨味觉

由于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借助茶之味觉体验促进了其心觉感知的觉醒，当达到一定程度，心觉感知不断加强，心学思想逐渐成熟，则必然会反作用于其味觉体验。特别是，在心学思想知行一体观念的指导下，明代中后期的士大夫们，也开始在味觉体验中寻求更多刺激和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饮茶的固有风俗习惯，并形成了新的雅好和审美追求，再次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创造出独属于一个时代的茶道哲学，以更好滋养后之茶人。

思想进程的轨迹显示，心觉感知觉醒后，明代中后期的士大夫们前赴后继，先后开展出了不少心学理论，形成了诸多思想流派。先是王阳明发出“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9]2的破天之问，此问犹如一颗炸雷、振聋发聩，直指宋儒“格物致知”和“存天理，灭人欲”的认知弊端和逻辑矛盾之处。因为“如果人必须把外界的理内化到心中来，自我实现的最终基础就不在自我的人性之中”，[[13]]136为此，王阳明苦思冥想，终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其曰：“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9]118由此，他便奠定了心学“心即理”的理论基础，所谓“良知”“天理”“天道”实为一体，都是人与生俱来而存于内心之物。人们只要用心去感知内心的“良知”，便能“致良知”，使天理昭然明觉。

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还倡导“知行合一”，强调“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件事”，[9]14即在感悟“良知”的同时，必须外化于行，因为“意向的道德性必须顺利获得实践把自己真正实现为现实的道德性。……在知行合一的立场上，善的动机只是完成善的开始，并不是善的完成。……不能落实到实践，意向的善就不是真正的善，虽然有了行为的合法性并不就等于证明了意向的道德性”，[[14]]117故而要想顺利获得明辨圣学、致良知以实现人的真正的自我成长，则唯有“知行合一”一途可选。王阳明的这一心学主张广为明代中后期士大夫所接受，先后衍生出泰州学派传人李贽的“童心说”、公安三袁和谭元春的“性灵说”等变体，这些也都或多或少作用在了其后文人的茶之味觉体验上。

阳明心学对文人茶之味觉体验的改变，第一时间反映在文人对茶之真味近乎癫狂的追求执念和行动当中。如果说阳明后学及其门生、旧故逐渐打破思想藩篱、摆脱程朱理学束缚，一生致力于追求绝假纯真的本心、真心的行为是一种知行合一式的固执与坚持所在，那么，嗜茶爱茶、精研茶艺的中晚明文人在识茶、悟茶的生活实践与审美追求中的种种倡议和行动，也可以说是一种近乎无所不用其极的知行偏执表现。在诗文方面高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旗的明代文人，多少还是有些自我鄙夷的，但一说到品茗、论茶，他们却相当自信。吴从先就自诩明人最为懂茶，且其功力要远胜古人，唐宋之凤饼、龙团均是暴殄天物，严重损伤、破坏了茶的“自然之清味”。[[15]]15他还说：“露华作茗，云脚何用更煎。要知至香至味于何，采真则不嗅不咀，亦然得解。”[15]50陆树声对吴氏所言基本持认同态度，并进一步补充说饮茶切不可杂配他果，否则就会香味俱夺、得不偿失。他认为正确的品茶方式应是以清茶为主，先以茶水灌漱口舌，再慢慢品咂、回味，“俟甘津潮舌，则得真味”。[[16]]215袁宏道对茶味的理解则更为独到，其言：“夫茶有真味，非甘苦也。”[[17]]花祟条陈继儒也说：“名茶美酒，自有真味。好事者投香物佐之，反以为佳，此与高人韵士误堕尘网何异。”[8]21

由此不难看出，在重视心觉感应、奉行知行合一的时代，文人士大夫感悟生活、品鉴茶味的方式也处处践行着“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理念。茶之所以拥有真味，乃是知与行两方面合一的结果，文人的品茶行为与茶的真味，两者是相得益彰的，不能强作分别。茶之真味如不经历采真、品啜，便如善的意向未付诸实践，是无法真正彰显的。反之，若不知茶之真味存在，而只知一味牛饮鲸吸，那么，饮茶的行为也就会如同高人韵士不小心陷入尘网一样，变得俗不可耐、毫无生趣。显然，在中晚明文人看来，茶之真味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概念，它既不是茶之或团或散的外形，也不是茶之甘苦混融的独特味道，而是高人韵士挣脱尘网束缚后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理想化的审美或人格追求。

质言之，茶作为凝聚天地精华的人间尤物，自陆羽《茶经》问世以来便成为文人墨客的共识，明中后期文人更是在此基础上，融合阳明心学思想，着重提出了以心觉或灵觉去感受茶之清味、真味的独到见解，并将这些都融入了其一啜一饮的行为实践中。这种以心换真的体悟方式，无疑正契合了心学的真谛，心学所强调的绝假纯真之心，绝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而是“那能视听言动的”性与天理。[9]39此种理念与茶之清、真特性具有超强的适配度，当饮啜得法、采真有成，便可以心意相通、怡然有得。此时，中晚明文人才能最终突破自身之小我，而去体悟天地人生之大我。正所谓，“文人的天地愈小，愈想从一具一器中体现自己的‘心’。从一壶一器、一品一饮中寻找自己平朴、自然、神逸、崇定的境界”。[[18]]121因而，饮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晚明文人而言，其更根本的作用乃在于修心。正是在心觉感知不断强化的大环境下，他们才着重强调了饮茶须品真的重要性，并将品真与修心结合起来、等同视之，最终完成了其人生、思想境界的一大飞跃。

除了用心感受茶味，中晚明文人还注重用心体察、感悟茶韵。相较于茶味之浓淡甘苦的具体和具象可感、可知，茶韵则是一个相对更为抽象的概念，颇有点内在的精神气度与外在之形味审美结合体的模糊懵懂意味。李日华在鉴赏罗岕茶时便注意到，罗山庙后岕之茶，其精者虽亦芬芳、能回甘，但滋味却稍嫌浓烈，而“乏云露清空之韵，以兄虎丘则有馀，以父龙井则不足。”[16]529无独有偶，张大复在品尝友人洞十赠送的云雾茶时，也在不经意间发现此茶带有豆气微韵，当以沸水瀹茶，则茶汤便会呈现出一派“勃勃有豆花气，而力韵微怯”[11]卷三·云雾茶条的韵致，饶耐人回味。许次纾亦对岕茶之韵赞不绝口，认为“其韵致清远”，且“滋味甘香”，能为人“清肺除烦，足称仙品”。[16]274明末清初文人冒辟疆在品评岕茶时更发自内心指出“茶之色香性情”与“文人之奇嗜异好”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把盏瀹茶之际，二者之气韵风貌便会“一一淋漓而出”。[16]794卜万祺则对虎丘茶尤为激赏，认为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须亲自“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16]817纵观此类言论，其对茶韵之概念范畴的描述、界定等，都不仅仅局限于对茶之滋味、香气的描述，而是在茶的外形、色香、滋味之外，更加看重对茶的内在精神气质的感悟和鉴别。茶因其来自深山老林，充分吸收了天地日月之精华，便天然带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气质，而成为众多文人雅客倾赏的对象。很明显，茶韵一词就是对茶之特性的一种拟人化表达，也是明中后期文人自我意识、精神状态在其品茶、鉴茶活动中的一种生动投照。经历过政治挫折或人生不幸的文人，更容易为茶之清远的气质所折服，更愿意把茶当作知己，即便退隐江湖、深居简出、兀自独处，亦能在与茶的对照中忘却烦恼、快意人生。

总之，在心觉的加持下，中晚明文人、士大夫的味觉变得愈发敏感，他们亦从未止步于只是对茶味、茶韵的品头论足，而是更进一步深入到了对茶道哲学的感知和领悟当中。李日华就曾特别意味深长地提醒众人，茶乃神仙御品，“非读书谈道，不宜亵用”，并煞有介事地告诫那些“非真正契道之士”们，有关茶之韵味，千万要“未易评量”。[16]848陈贞慧亦深明此理，他认为茶的“色香味三淡”绝不是能够轻易理解透彻的，其种种复杂的表象，诸如“有间甘人喉，有间静人心脾，有间清入骨”等，都凝聚着道的真谛。难怪他才会发自肺腑地由衷感叹：“嗟乎！淡者，道也。”[[19]]庙后茶条如此心觉与味觉便逐渐走向统一，共同在对道的追求中，开启了一场全新思想裂变的可能。

 

三、味觉协同心觉

由于道最终成为心觉感知与味觉思想（即以味觉活动结构作为展开之基本方式的思想活动、思想方法，[[20]]这里专指明朝中后期文人在茶的味觉体验上所形成的思想体系）的共同落脚点和归宿，二者也就具有了结合为一体的理论基础。明中后期文人士大夫，无论出身贵贱，无论是否事业有成，他们对于道的追求却始终不渝。当面对阉党作乱，道的追求是他们不畏生死勇于追求公平、正义的强大动力；当身处国难，道的追求更使他们能持续反思“亡国”与“亡天下”的差别所在。与此同时，茶则成为他们在读书成长、明道进取、报国成仁等各种人生阶段和重大关头的必需品，继而茶、道一体同构，也促成了心觉感知、心学思想与味觉思想的融通与革新。

心觉感知与味觉思想渐趋合流的一大表现即是，茶俨然已经成为道义的一种化身，文人思茶、念茶、向茶看齐，其实就是向着道义的方向前进。这在李东阳的茶诗《东坡煎茶图次坡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先从古人的饮茶体验起笔，大谈“玉川两腋清风生”和“黄家竹几车声鸣”的奇妙，继而引出对东坡煎茶法的赞誉，指出“东坡别有煎茶法，一勺解使千金轻”。当然最使他念念不忘、拍手称奇的还是东坡的仙风道骨与茶的相互成就，什么“山人采芳意”“翰林老仙”等用词，均表达出了向东坡致敬的深意。最后他将全诗的重心又放在了对东坡之文学、人格的欣赏上，在经历了“诗成吻渴肠亦饥，长须拂纸扬修眉”的过程后，他更蜕变为东坡的异代知音，从而生发出“知公此兴不独乐，苏门六子长相随。请看画里题诗手，犹似当炉运笔时”[[21]]832-833的感同身受之叹。诗中，李东阳借助和诗东坡之机，既表达了自己对东坡人格、思想魅力的认可，也表达出自己与茶为友、与东坡为榜样、与道潜心追求的志向。类似思想，陆树声也颇有显露，自看破官场污浊，他便毅然弃官而去、归隐乡间，独享“闭门宴坐，焚香啜茗”之趣。他的洁身自好为时人称道，遂闻名乡里，引来不少同道中人争相语谈，但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却总能有所收获、满意而归，故时人便给予其“不苦空而禅，不标炽而儒，不垢俗而隐”[[22]]卷八十一·臣林记·陆树声条的高度评价。在其文集《适园语录》中，他的这一思想则进一步明确为“道能体物，而不物于物者也。月映万川，则万川普现，月体无二；风传万窍，则万窍齐鸣，而风性无体。圣人所为，以一心普万物、应万物、感无迹者也”[[23]]9的物我大一统理论，其中蕴含着深厚的老庄哲学韵味，充分表达出了茶人对道的无尽向往与追求。

更进一步，心觉感知与味觉思想的汇通，还在于饮茶生活与悟道人生的同化、同一，乃至彼此莫辨。中晚明名士沈周就在其《书岕茶别论后》文中，表达了对其友周庆叔隐居山中的饮茶悟道生活的大为叹服之情。同时，他还不失时机地指出以茶配享高士，乃是造物主的深意所在。而周庆叔正是这类世外高人的代表，他的名作《岕茶别论》之刊行天下，实是造福世人之善举。他是如此幸运能够与周庆叔共生在同一个时代，亲聆道的教诲而得悟人生。只是即便如此，仍不免有所遗憾，只“恨鸿渐、君谟不见庆叔耳”，遂“为之覆茶三叹”。[16]864不难看出，沈周之所以“覆茶三叹”，实是大有深意。一方面，沈周表达了对朋友之高标的赞赏。另一方面，其文也隐约透露出，道义的高深莫测绝非一般人可以参悟，只有真正的茶人，能够将饮茶生活与悟道人生两相结合若周庆叔者，方可心有神会。

另外，还须注意的是，心觉感知与味觉思想融通后亦有所新变，其主要表现为“茶禅一味”观念的逐步强化与重构。据学者考证，万历年间以来，社会上禅风浸盛，大有“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24]]84之势。世风所及，文人与僧人的接触更为频繁，所受佛学思想的影响也就越深。事实上，阳明心学的内核中本就包含着不少释迦智慧，学界早有“儒门阳明，极似佛家六祖”[[25]]221一说，而中晚明文人对茶的嗜好，则更是加快了文人援佛释道、明心、悟茶的进程。李日华的《赠道光老禅》一诗，就不仅将饮茶时的景象描绘得惟妙惟肖，而且还饱含佛学理趣和参禅玄机。其诗从禅房的一角写起，先是有僧人“一室绝尘虑，焚香坐悄然”的无心之举，进而便置身到“灯火身为伴，茶铛手自煎”的想象与现实相混融的维度，于是遂有了“谁言不出户，来往第三禅”[[26]]卷五的无限感怀，以拓深诗境。袁宏道《游虎跑泉》诗亦颇通佛理，其中由“碑头字识开山偈”而联想到“炉里灰寒护法神”，再由“汲取清泉三四盏”而顿悟“芽茶烹得与尝新”，[[27]]355环环相扣之下，已然显露禅机。王世贞亦在其一首题咏虎跑泉的小诗中详细记述了他于秋后至虎跑泉寺与僧侣品茶悟禅的经过，其中既有“过桥已觉世情少，到寺始知僧日长”的怅然若失，也不乏“拂藓石留行脚偈，挂瓢泉是洗心方”的身心愉悦，而最为令人神往的则无过于“良公更有茶瓜在，禅悦能容取次尝”[[28]]7767的灵魂救赎。丘吉在天宁寺寄宿时所作的一诗也不遑多让，更是将“茶炉吹断鬓丝烟，借得禅林看鹤眠”的品茶感受与“不道秋风何处起，一堆黄叶寺门前”[[29]]908的参禅的境界巧妙融为一体，直接将茶禅之境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以上诗句中不难发现，诸句在着重阐明“茶禅一味”这一至理名言的同时，也显示出中晚明文人将心觉感知与味觉思想融会贯通后，进行了别出心裁的发明和创造。中晚明文人更加钟爱第三禅、禅悦等佛家观念，注重饮茶、修心的自然天成，而不是勉力而为。其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们在茶诗中所描绘的禅悦现场，也不纯粹是一种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消遣、逸乐之所，而是伴随着佛陀顿悟与儒者反思的天造之地。他们始终在强调，茶须经自煎、取次亲尝，方得新味隽永、思量无穷，并以此反观过去、对照当下、虑及现实人生。在灯火为伴中感知炉里灰寒，自是一番别样经历，而对世情少与僧日长的觉悟，也堪称点睛之笔，将茶禅的心学内涵点明。王阳明云：“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勿以为难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9]158此语重点虽是放在阐述心之本体要义及明辨心之本体的方法、注意事项上，但也可看作是对中晚明文人悟茶、参禅过程的一个说明。以此观照中晚明文人茶诗，便能更好理解其中有关禅悦的内容。本质上看，饮茶带来的禅悦，仍然离不开心的参与，无论心的感应外物，还是心的自我反思，都是心之本体的外化。因而，中晚明文人茶诗中的禅悦自有其心学根底和风貌，且其对反思与自足的看重即是其创新所在。

总而言之，在明代中后期，士大夫思想境界的提升总是与他们饮茶、爱茶的生活品味和审美追求密切相关。在茶之味觉体验的演变中，中晚明士人的心觉感知也在不断变化。特别是在阳明心学思想深入影响到社会上的方方面面后，味觉与心觉感官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二者相辅相成，又促成了心学思想的大开展。一方面味觉肇启心觉，而心觉感悟又是促发心学思想的关键；另一方面，心觉也能明辨味觉，随着心觉感知的强化，味觉的追求也有所改观。最终，心觉感知、味觉思想终成一体，在道的引领下与茶禅合一，并交织为有明以来重要思想变迁轨迹中的一张鲜活图谱，而为人所觉察、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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